記者珍藏許多文革照片 未公開因不愿丑化國家看完翁乃強的攝影展，觀眾要求和他合照，不約而同選在一張高寬均為1.8米的照片前。照片近景是擠擠密密的紅衛(wèi)兵，高舉雙手和紅寶書，遠景是國家領導人站立在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在最前，持帽揮手，就像站在一艘巨輪上指揮航行那天是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wèi)兵。翁乃強早上七點從王府井家中步行到東長安街，一路穿過漫長的紅衛(wèi)兵隊伍，來到天安門廣場。公司宣傳片拍攝在距離城樓一百米左右的觀禮臺上，翁乃強用一臺祿萊120相機拍下了這張照片。加強推廣實現品牌化目標論文。紅衛(wèi)兵山呼毛主席萬歲，匯聚到翁乃強的耳朵里，只剩一陣嗡嗡巨響“大海航行”的場景，翁乃強拍了三張。一張未公布因為城樓上的紅旗飄起，正好把毛主席擋在陰影里。另兩張也都沒有在《人民中國》發(fā)表，因為涉及中央領導人的照片都要送審，算上印刷和運去日本的船期，需要三個月，早就失了時效。雜志封面最后用的是紅衛(wèi)兵熱烈歡呼的場面，沒有毛主席毛主席接見紅衛(wèi)兵八次，翁乃強拍了八次。有一次，毛主席的車從文化宮出來，翁乃強拿起135相機取景，發(fā)現天安門高聳，把毛主席嵌在里面，背景很暗。他立刻蹲下，毛主席升高了，天安門降下來，這才按下快門。這是最后一次還是倒數第二次接見紅衛(wèi)兵，翁乃強已經記不清，只記得當時天已轉冷，“毛主席穿著棉衣，葉帥也是穿著棉衣”。畫面上，天空灰藍，企業(yè)宣傳片制作毛的神情疲倦這張照片的對面墻上，掛著“開發(fā)新知青點”。大概是2011年底，陳秀改從戰(zhàn)友那里看到這張照片，認出了正中的自己。1968年7月20日，18歲的陳秀改去黑龍江大興島當知青。兩三個月后的一天，她和營地戰(zhàn)友坐船出發(fā)，具體是去哪兒，他們誰也想不起來這一天，翁乃強得知這批知青要去開發(fā)新的知青點，一路跟隨，在前面的拖船上拍下照片。相中人渾然不知，除了右側蹲著的一個女生稍帶笑容，大多“神情憂郁，精神不佳”“那個年代，十幾歲的孩子，沖動地奔赴了那兒，都是自愿的，但是到了之后，生活的艱苦和勞動的繁重，給青年帶來的，確實不是什么特愉悅的心情。只有大家在一起聊學校、聊北京的時候，才會比較高興。”陳秀改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她小時候得過風濕，天氣一冷就特別痛苦。她在兵團兩個連隊都當過副連長，七年后回北京，幾經轉行成了一名律師陳秀改偶然知道翁乃強的攝影展，去了開幕式感謝他：“那個歷史時刻，記錄下來，對中國將來避免那樣的厄運，都是一個警醒。” 1954年翁乃強考上中央美院附中，父親從印尼寄來一本北歐畫派的畫冊，上面寫：“強兒，好好學習，為人民服務。”翁乃強看不懂畫冊里的荷蘭語，卻從此喜歡上維米爾和倫勃朗畫冊經年，已經殘破，翁乃強再次翻看《戴珍珠耳環(huán)的少女》《窗前的少女》，贊嘆不已。“他們畫的東西比較嚴謹，色彩不是像廣告畫那樣大紅大綠，好像很刺激。而是很平和，很沉著，色彩是對比出來的，比較能夠寫實。同時也很注意造型、形體上面的東西。” “開發(fā)新知青點”就是這樣，“不是很華麗，可是很實在，而且能夠表現情緒，那時天還蒙蒙亮，光線不亮，很含蓄，含蓄中可以看出它的力量。”再看“大海航行”，“心情不一樣，氣氛不一樣，畫面就搶眼，藍天白云大紅旗。”翁乃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要培養(yǎng)畫家，還是勞動者翁乃強是印尼華僑。父親年輕時從福建龍巖逃難到印尼，白手起家，漸漸開起照相館、廣告公司，最后開了電影公司，家里有了房子和汽車七七事變后，翁父捐款回國抗日，1942年日本南侵印尼，把他抓進了集中營。入獄前，翁父讓孩子們站在家門前照相，背后門上，日本人貼了封條，孩子們不知所以，還兀自嬉笑。長大后翁乃強再看到這張照片，才領悟到照相原來可以記下歷史這一時期，印尼很多華人被抓，在集中營病死，影視視頻制作或被日本人殺死。翁乃強還記得去集中營看父親，森嚴的大木頭門上，開一扇小小的窗戶，叫名字，那人就在窗口露出腦袋，劉存龍詩兄訪南陽圖文，和探望者交談幾句日本戰(zhàn)敗，翁父釋放，更加惦念祖國。他的電影公司引進中國電影，其中有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拍攝的紀錄片《新中國誕生》。翁乃強在電影院第一次看到了中國的電影，也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電影院里的華人都站起來，淺論外國大片對中國電影的沖擊，歡呼鼓掌流淚1949年后，翁父陸續(xù)把孩子們送回國。大哥最先回國，參加了青訓班，到廣東農村參加土改；二哥1950年回國，考上北京四中，媒體技術書法教學論文，還沒上課，抗美援朝開始，他報名參了軍1951年，翁乃強回國。印尼移民廳告知：走了就不能再回來了。翁乃強填表按手印，要用藍墨水把五個手指頭都印上回國的船開到廣州碼頭，窗簾一路緊閉，不讓往外看。當時外文局統(tǒng)管的幾本外宣刊物負責讓外國了解中國，《人民中國》就是面向日本的日文刊物李振盛還在《黑龍江日報》當攝影記者，從報社資料室看到這本采用很多彩色照片的刊物，對于他們可以“隨便使用彩色膠卷”，羨慕得要死“彩色膠卷對我們來講就是細糧了，如果是反轉片，那就屬于特供，細糧中的細糧了。他們拍反轉片就像拍黑白片一樣。”李振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年頭彩色反轉片要國家用外匯購買，一個反轉片的錢能買二三十個黑白卷，或者三五個彩色卷宣傳內外有別，外宣要求更活潑生動，貼近生活。當時負責外事的廖承志和時任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常務理事的西園寺公一經常給《人民中國》提意見：不要像排隊一樣讓人排排坐，要抓拍。”他對一組名為“背簍商店”的照片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