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錄片里看懂中國我們，正處在被鏡頭包圍的時代作為當今社會最重要的影像記錄方式，肇始于1990年代的獨立紀錄片運動，對中國當下社會進行了原生態而多方位、立體的解讀與思考在這個紛紜復雜的社會轉型期，如果我們用自己的眼睛無法看清世界，就借助他們的鏡頭來代替我們的雙眼，讓我們將目光回望自身，審視身邊的生活和時代的變遷，重新認識和體察自我，開啟眺望未來的思考特別報道在紀錄片里看懂中國《紀事》：回不去的“百姓故事” 中國農民工，在歸途列車上迷途克拉瑪依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名字災難類紀錄片的中國式呈現 NHK，企業宣傳片制作來自他者的眼光紀錄片里看懂中國：《紀事》：回不去的“百姓故事” 2001年，邱民來到《東方時空》沒多久，陳虻主持了《東方時空》的改版，《生活空間》變成《紀事》，周兵擔任制片人。2004年周兵離開《紀事》。2008年，陳虻去世。在新老導演交替上場和離去的過程里，央視紀錄片記錄中國社會的視角，也悄悄完成了改變文_譚旭峰《東方時空》前輩導演陳虻在世時，培養了一批年輕的紀錄片導演，包括邱民邱民（左）說，現在中央電視臺要拍個紀錄片，每個導演會帶兩個助理，每個攝影師也會帶兩個助理，而那時他們只有一個導演一個攝影師。但現在條件好了，他們的生存空間卻越來越小了《生活空間》的精神 “他們關注小人物的命運，我在高中時就喜歡看，一部動畫片的動畫制作流程，就感覺到了那種味道，那種迷人的東西。”回憶起第一次看《東方時空》的《生活空間》欄目時，邱民眼神里依然流露出驚喜，“我當時就想，有一天我也要拍那樣的東西。” 《生活空間》的口號是：“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公司宣傳片拍攝”1993年，被譽為“中國紀錄片教父”的陳虻來到《生活空間》，出任制片人，開始把攝像機對準農民工、下崗女工、個體戶、學生、城市漂泊者等普通人，記錄并表達他們真實的一面，沒有記者深刻的采訪，沒有華麗的解說詞，沒有布光。“放棄你的所謂責任感，放棄你的所謂對文化的深層次思考，像朋友和親人一樣去關心你的被拍攝對象。”陳虻如此指導《生活空間》的編導。在陳虻看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央電視臺拍攝的人物紀錄片，公司宣傳片拍攝“像政府看待社會問題”；他則要求編導把拍攝對象當成給“她”介紹的男朋友——你打算了解他什么？ “這是一種對于中國的紀錄片來說最寶貴的精神，”復旦大學新文學院教授呂新雨如此評價，“他們不約而同地轉向到真正地關注中國社會現實最核心和最底層的問題和存在，并以此確立自己的立場。他們是中國紀錄運動真正的先鋒。” 邱民對《生活空間》的一些片子記憶深刻：“到現在，我還對其中一集記得特別清楚，一個漁民家19歲的少年，面臨著是繼續上學讀高中還是到外面去打工的選擇。很簡單的故事。《生活空間》告訴我，你不要玩兒文字，也不要玩兒鏡頭，用最樸實的東西。可能那些單個的解說詞、單個的鏡頭沒有意義，但把它們結合起來，就有一種味道。”這種手法，這種味道，一直影響著邱民的紀錄片拍攝，包括他拍的《黃河人家》固執地拍片邱民2000年進入《東方時空》工作，擔任導演周兵的助理。隨后《生活空間》從《東方時空》獨立出來，起名《紀事》。2001年初，作為《紀事》欄目的制片人，周兵策劃了一部計劃拍攝至少十年以上的紀錄片《中國人在21世紀》，反映中國人在新世紀里的生活變化。他們分別選擇了北京的后海、重慶的三峽地區和山西黃河岸邊的李家山村邱民承擔了李家山村的拍攝。從2001年到2006年，邱民用6年拍攝了《黃河人家》，講述李家山村農民李泉生的家庭故事拍《黃河人家》前，邱民沒有任何獨立導演的經驗，“我那時就是一個傻小子，黃河岸邊讓我真正成長起來。” 第一年去拍，邱民帶著“一個城市人”的心態走進村民李泉生的生活。隨著拍攝的進行，邱民的心態發生了改變，“把他們當作你的兄弟姐妹，才會拍起來沒有距離，才能拍出真實的紀錄片。”邱民和農民一起種地，拉他們一起打牌，慢慢的，村里人把邱民當作了自己人第二年， “我們開始變得更功利了，”邱民很希望李泉生家吵架，很希望這個村里誰家離婚或結婚。對一個電視節目來講，需要收視率，這就意味著要找故事，找曲折，找矛盾，臺里的領導也不斷這樣要求邱民，要絞盡腦汁考慮這些東西。但這種壓力在第三年就不見了，邱民說，“我心靜了，我不在乎臺里領導要求我什么，我要拍我在鄉村看到的真實，而不是你要求的故事感、戲劇性。” 邱民記得他拍過一個鏡頭，是李泉生去信訪辦上訪，“比較功利的導演，會把攝影機一直跟著進去，你知道攝影機進入信訪辦，那非常給上訪的人撐腰，當著攝影機，上訪的群眾是敢吵架的，我沒這么做。我在那兒觀察發現，他走過那條馬路時，車來車往走了好久才過去，我就在信訪辦對面的路上，拍他走過這條路，基于cocos2dx的2D手游美術資源制作技術選型12。走走停停，好長的路，我的鏡頭就停在這兒。”對于那個偏遠地區的地方政府和普通百姓來說，試論杜可風電影中的表現性用光一臺攝影機的出現可以帶來事情的戲劇性變化，“攝影機輕微偏斜就可以左右一件事情，我完全可以拍成《焦點訪談》那樣。”但在邱民的意識里，拍紀錄片不外乎老老實實，不耍花招第三年的拍攝結束，臺里有同事問邱民，為什么不拍下村長，可能會看到很多村里人的矛盾和故事。邱民沒那么做，“我的那份固執讓我六年里只拍了李泉生一家的故事。” “固執”的結果，是《黃河人家》廣受關注，參加過第九屆英國皇家人類學影展、英國倫敦市政廳中國日展映影片、法國FAPA國際電影電視節、第11屆亞洲電視節紀錄片節參展影片，2005年獲得了“中國紀錄片學術委員會中國十大紀錄片大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