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武訓傳拍攝和被禁內幕 1950年底，由孫瑜編導、趙丹主演的電影《武訓傳》在全國公映。但是誰也沒有想到，一年之后，針對這部電影竟掀起一場全國性大批判，該影片隨之被禁止上映，成為新中國的第一部禁片。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公司宣傳片拍攝也是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掀起的對文化作品的大批判。孫瑜作為《武訓傳》的編導，親歷了《武訓傳》拍攝和被禁的前前后后 1944年夏，孫瑜在重慶北溫泉中華教育電影制片廠工作時，一天，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送給孫瑜一本《武訓先生畫傳》，他希望孫瑜有機會時能夠把武訓的事跡拍成電影武訓是清末山東堂邑縣（今山東冠縣）人，生于1838年，死于1896年。他出身貧寒，青年時因苦于不識字而受人欺騙，決心行乞興學，以便讓窮人的孩子都能讀書識字，免受有錢人的欺壓，過上好日子。武訓經過30年的乞討，積累了一些錢，在他50歲以后陸續辦起了3所義學，而他自己仍然乞討度日，直至死去。武訓的行乞興學活動，受到當時統治階級的贊揚，清末山東巡撫張曜曾奏準光緒帝給予“建坊施表”。武訓死后，其事跡“宣付史館”，被尊為“義乞”、“乞圣”孫瑜懷著很大的興趣細讀了《武訓先生畫傳》，深深地為武訓“行乞興學”的獨特事跡所感動，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電影題材。1945年孫瑜赴美國時，身邊還帶著《武訓先生畫傳》和初擬的簡單《劇情梗概》。1947年秋天，孫瑜在回國的旅途中，拿出筆記簿來，開始寫了一部分的“分場劇情”。劇中的一些主要角色（包括藝術加工虛構的）也逐漸在孫瑜的頭腦中形象化了回國后不久，孫瑜就決心籌攝《武訓傳》。1948年1月初，孫瑜在南京趕寫“分場劇本”，1月底就寫成簡單的電影文學劇本這個《武訓傳》分場劇本，描寫武訓自幼窮苦，乞討為生，他羨慕村里有錢人的孩子入私塾念書，有一次，他壯起膽子走進一個學堂里，跪著請求收他念書，但是，老塾師見乞丐進門，認為“有辱斯文”，一頓戒尺和呵責把小武訓趕了出去。武訓不能念書，后來到張舉人家幫傭，言明每年工錢6000文銅錢。武訓幫工3年，等他要求支錢回家看望生病的伯母時，張舉人欺武訓不識字，拿出假賬簿，說他錢已支用完畢，武訓不服，被一頓毒打趕了出來。經過這些教訓，武訓懂得了窮人不識字的苦，決心興辦義學，要讓窮孩子也能讀書識字，不受欺侮。于是，武訓做短工、討飯，碰到愛的時候就不會管那么多了，敲銅瓢賣唱要錢，集資辦學。他一生到處奔波行乞，忍辱負重，含辛茹苦，最終辦成了幾處對窮孩子進行免費教育的義學電影分場劇本著重刻畫了武訓一生的苦行，主調完全是歌頌性的，歌頌了武訓舍己為人、艱苦奮斗到底的偉大精神《武訓傳》分場劇本寫完打印后，孫瑜寄了十幾份給上海昆侖影業公司，交鄭君里分送陽翰笙、史東山、蔡楚生、沈浮、趙丹等人。日式動畫進化道路的一小步，趙丹曾在醫院里閱讀過《武訓先生畫傳》，他見清朝的山東同鄉武訓（趙丹也是山東人）忍辱負重，終生艱苦修“義學”的事跡，曾感動得痛哭流涕。后來孫瑜在上海約他合作主演，他立刻接受了孫瑜很想能在昆侖公司拍攝這部影片，并于1949年2月起加入昆侖影業公司。當時“昆侖”正在趕攝《三毛流浪記》和積極籌攝趙丹、吳茵合演的《烏鴉與麻雀》，電影《武訓傳》暫難排上拍攝日程。在北京，幾千位來自全國的文藝戰士云集一堂，聆聽毛澤東主席的歡迎辭，聽取了周恩來長達4小時的政治報告和其他首長們的講話。孫瑜從老遠處擠到周恩來跟前，頗為唐突地告訴站著的周恩來，他準備拍攝電影《武訓傳》，并請教總理對武訓的看法，周恩來略為思索，告訴孫瑜，他聽說武訓年老時一共辦成了3個“義學”，但后來這些“義學”都被地主們拿過去了。在當時參加晚宴的一些同志都想和總理說話的情形下，周恩來不可能再和孫瑜多談。但他的寥寥數語，已給了孫瑜很大的啟發1949年12月，昆侖影業公司把《武訓傳》推上拍攝日程。孫瑜和鄭君里、沈浮、趙丹等其他劇組人員多次討論研究《武訓傳》的問題。大家感到，武訓立志終生艱苦修“義學”，為了使窮孩子們也能寫寫算算，不再吃不識字的苦，其志可嘉，精神可貴；但“興學”絕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窮人的地位，應該在電影里加以評述（當年一度曾有人建議改電影的名為《武訓評傳》）。于是，孫瑜決定修改《武訓傳》劇本孫瑜原來寫的《武訓傳》劇本是一部歌頌武訓行乞興學、勞苦功高的所謂“正劇”。大家感到，武訓興辦“義學”可以作為一部興學失敗了的悲劇來寫，而武訓本人到老來也發現和感到他自己失敗的痛苦，才能成為一個大的悲劇。這些修改意見，孫瑜都一一接受。孫瑜認為，封建統治者不準窮人念書，但武訓說“咱窮人偏要念書”那一種“悲劇性的反抗”，能揭露封建統治者愚民政策的陰險刻毒，也是對《武訓傳》劇本的修改和提高。同時，雖然劇本的主題思想和情節上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劇”為“悲劇”寫了武訓為窮孩子們終生艱苦興學勞而無功，可是他的那種舍己為人、艱苦奮斗到底的精神，仍然應在電影的主題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頌的。于是孫瑜在昆侖公司晝夜趕寫，很快地修改了劇情和寫好了分鏡頭本1950年1月初的一個晚上，昆侖影業公司請了當時負責上海電影事業的夏衍、于伶和陸萬美等3位領導來到公司，由孫瑜口頭把修改后的《武訓傳》的主題思想和劇情場次細講了一遍，趙丹作了補充發言。夏衍等人聽完介紹之后，建議孫瑜把電影的開場和結尾再做一次修改，柔軟的硬度 每個女攝影師心中都有一片堅持，原來的開場戲是以一個“老布皈”在武訓出殯時對他孫兒講武訓興學故事，改為由解放后的一個“女教師”在武訓誕生111周年紀念會時，對幾個小學生講武訓興學的故事；在片尾還是由解放后的那位“女教師”做出結論，“用今天的觀點對武訓加以批判”。這樣，劇本當晚就被夏衍等領導口頭通過，決定繼續拍攝了。1950年2月，孫瑜和《武訓傳》外景隊演員趙丹和飾小武訓的孫棟光、攝影師韓仲良、美工師丁辰、制片主任孟君謀等人，到了武訓的家鄉山東堂邑縣柳林鎮武莊，借住在柳林鎮的武訓師范學校里，武訓師范學校的旁邊就是武訓的墳墓（這個墳墓后來在“文革”初期就被一些“紅衛兵”們砸爛了，據說還把武訓的骨頭刨出來，淋上汽油當眾燒毀）。在開拍前，孫瑜邀請了好多位老年農民座談和回憶武訓“討飯修義學”的種種細節《武訓傳》的外景在山東拍攝完后，大家回到上海拍攝內景和場地景。《武訓傳》順利地拍攝到當年9月時，忽然昆侖公司要孫瑜把電影拍成上下兩集。在以后的半個月里，孫瑜又坐下來繼續夜以繼日地趕寫劇本孫瑜為增加主人公更多更大的困難和矛盾，又精心增加了一些細節。例如，武訓因不識字受了欺騙和一頓毒打，在破廟臥床悲戚昏睡，深夜里幻入一場大夢（代表他的思索），幻見張舉人變成紅頂朝服的魔鬼，把他和無數的“文盲”打下寒冰苦海和熾熱的火獄里受罪，最后他回憶幼時聽武母“義學”的話，從苦海幻進天堂杏壇，把封建惡魔張舉人打下塵埃，因而最后武訓得出了他“修義學”的“偉大計劃”與此同時，孫瑜又從歷史現實出發，力圖合情合理地在戲的主線外添加了支線，發展了鄭君里提出過把車夫周大作為北伐太平軍被打散的軍士的建議，影視視頻制作增加了周大的戲，寫他在小偷李四和一個管獄的王牢頭（兩個新添的虛構人物）的冒險協助下，糾合死牢中的囚犯們，打出牢獄，“逼上梁山”，帶領一支農民武裝的隊伍，和官府惡霸們英勇地斗爭下去在劇情上和武訓興學成為“一文一武”正副兩條線。這兩條線輕重不同地并行發展，互相襯托，直到劇終為了更進一步深化電影的主題思想，孫瑜又增加了這樣的情節：武訓在辦成第一個“義學”后不久，含淚跪謝考得第一名的小學生趙光遠時，竟然在趙光遠的口中聽到“書念好了，就可以做官”的話語，白發蒼蒼的武訓當時猶如霹靂擊頂，驚痛地發現，他為之奮斗一生的“義學”，竟會勞而無功，一敗涂地！最后，老武訓在悲憤的心情中，拒絕穿“皇上”賜給他的“黃馬褂”，拒不跪謝皇恩，裝瘋子進行他的“悲劇性的反抗”。他對一群小學生痛哭流涕，懇求他們“將來千萬不要忘記咱窮人”的同時，又在劇終時看到所謂“武”的一線他的朋友周大和革命武裝農民弟兄們在原野上英勇地躍馬飛馳而過，再次高喊“將來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為了加戲，孫瑜在電影里加強暴露了封建統治者的殘暴和陰險。蔡楚生在養病中，還熱情地自動替孫瑜寫了一段精彩臺詞，刻畫山東撫臺張曜和幕僚吳庸之利用武訓，為武訓奏請清廷賜造牌坊，以“收攬民心”的卑鄙對話。電影《武訓傳》在1950年年底終于完成了。公映后，觀眾反應極為強烈，可算得好評潮涌，“口碑載道”。1951年2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獲得熱烈反應之后，孫瑜親自帶了《武訓傳》的新拷貝到了北京2月21日晚7時，文化部電影局局長袁牧之帶了孫瑜和史東山兩人乘汽車直赴中南海。周恩來等大約有百多位中央首長談笑著走進了中南海放映大廳，都來看電影《武訓傳》。孫瑜沒有預料會有那么多的中央首長來看這部片子。這晚，毛澤東主席沒有來看，后來據中影華北管理處的同志告訴孫瑜說，主席幾天后又專門調了《武訓傳》去看在電影的整個放映中，周總理一直聚精會神地看著銀幕。孫瑜坐在他身旁，心里忐忑地多次觀察他對電影的反應。盡管上海、南京等處已經有了那么多的“好評”，孫瑜仍然像一個剛剛交上考卷的小學生，心里相當緊張地等待老師評分！電影放完后，解惑虛擬化四大誤區。企業宣傳片制作周總理沒有在大廳里提多少意見。總理只在某一藝術處理上告訴孫瑜，武訓在廟會廣場上賣打討錢時，張舉人手下兩個狗腿子乘機毒打武訓的殘暴畫面描寫似乎太長了。孫瑜即于第二天把踢打武訓的鏡頭剪短了《武訓傳》2月25日在北京公映之前，曾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試映。公映之后，稱譽和推薦的文章在報刊上接踵而來。孫瑜在北京逗留了約10天，很多看過片子的領導和同志們都說《武訓傳》的社會效果頗好。一些原來不安心、不熱愛教育事業的教師看了《武訓傳》以后，開始安心教育，熱愛孩子，紛紛表示要“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人民的教育事業”。